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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宋社倉的起源與發展

本站 4282 2017-11-27 10:41:00 縮小 放大

  中國歷史上儲糧備荒的倉儲制度,以常平倉、義倉及社倉為骨干,自漢代首創常平倉,繼之在隋代出現義倉,至南宋朱熹創設社倉而三倉趨于完備,沿用至清代仍不衰。南宋時期三倉并存,同有預防及救助災荒的作用,三者之中,常平倉和義倉均設于城邑,所發揮的功用往往只及城市之民,而社倉設于鄉村,澤惠遍及眾多的農家,功效所及范圍遠較常平倉和義倉為廣,對于農村中貧富之間經濟上的沖突發揮平衡的作用,有益于農村社會的穩定。

社倉的背景和淵源

  社倉是朱熹所創的一種社會互助制度,由地方政府或鄉里富家提供糧谷,設置貸本,以低利借貸給農民作農業資本或生活費用。這種制度之所以產生,以及產生之后能夠推廣,是社會現實和儒家理想交互作用的結果。農村中貧富不均及兩者之間沖突的問題,自古以來即已存在,而南宋時期,由于人口迅速增加,農家平均所能擁有的耕地數量減少,加以商業日漸繁盛,農家生產被動地卷入市場經濟中,遭受糧價季節性波動的影響,使得問題更易趨向尖銳。占南宋農村戶口絕大部分的自耕農及佃農,終年竭力耕作,卻往往入不敷出,必須依賴借貸來維持生活或從事生產。然而若干富家借貸利率高企,農民利息負擔沉重,債務常無法償清,陷入長期負債或典賣田產的困境。若是遭逢水旱天災,更有農民弱者販鬻妻兒,甚至流離餓死,而強悍者則聚眾起而劫糧,造成農村社會的不安。

  據朱熹弟子黃幹追述社倉創設的由來,是由于建寧府之地,每逢災荒,“大家必閉倉以俟高價,小民亦群起殺人以取其禾,……茍或負固難擒,必且嘯聚為變”。可知,朱熹創設社倉的動機 ,實導因于親身體驗到農村糧食問題所造成的社會不安,而設法予以事先消弭。

  背景的另一面則是理學家的社會理想。朱熹以理學宗師的身份,創設社倉,而得士大夫的風從響應,實不僅植根于對現實問題的考慮,而是有一種社會理想在背后作推動的力量。理學家社會理想,導源自仁,仁是孔子的中心思想,也是宋代理學家討論的一個重要問題。受北宋理學之影響,朱熹也極推崇張載《西銘》一文,可知《西銘》所描繪的人人各遂其所生的社會藍圖,已成為理學家共有的理想。從理學家對仁的闡釋來觀察當時的農村社會,自然應該對眾多困苦的農家施以扶助,使這些遭逢不幸的人們也能暢遂所生。社倉的創設,就是理學家對仁的實踐。

  社倉雖然創自朱熹,但是并非一全新制度,其淵源遠可追溯至隋代的義倉,近則取法于北宋王安石新法中的青苗法,朱熹針對現實問題而將舊有制度加以變化,使社倉具有了新的意義。隋代的義倉,又稱為社倉,南宋社倉的名稱,實淵源于此。按隋代地方有社制,仿效先秦,以二十五家為一社,為共同祭祀的單位。隋代義倉初設置時,是當社立倉,勸課百姓及軍人,在收成之時隨所得多寡捐獻粟麥,儲于倉中,遇歉收或饑饉時用以賑給。可知,義倉最初設于鄉里,糧谷出自富家自愿捐獻而非強制隨賦稅繳納,其形態和后世朱熹所創社倉相近。但不久之后,義倉形態發生很大的改變,不當社置倉而移設于州縣,糧谷不出自勸課而強制隨賦稅繳納。形態改變后的義倉,才是后世義倉的起源。此后義倉之制經唐代沿用至宋代,雖然仍設于州縣,但士大夫往往能認識其本義,而請于鄉村置倉;作為地方基層組織的社制在宋代雖已不存,但因社自古以來又有鄉之意,宋人用語也以村社連稱,因而社倉之名相沿不改。

  南宋的社倉雖然可以淵源于隋代的義倉,但是其經營方式卻和義倉不同。義倉糧谷用于荒年賑給饑民,社倉則是常年貸放收息,這種經營方式取法自北宋王安石的青苗法。

創設與推廣

  社倉之制,一般認為創自朱熹,實際在朱熹之前,魏掞之已有類似做法。在建寧府建陽縣長灘鋪設倉,以谷貸民,但是遇歉收發廩,不收息。魏掞之嘗師事胡憲,與朱熹為同門。魏掞之設倉事在紹興二十年(1150),其動機與朱熹相同,是由農村糧食問題所造成的社會不安所引起的,而農民既得社倉所貸糧谷,社會也恢復穩定。

  朱熹于乾道五年在建寧府崇安縣設社倉,“其規模大略仿元履(即魏掞之),獨歲貸收息為小異”。創設的源起,導因于乾道四年建寧府發生災荒,而浦城縣又起盜亂,崇安縣開耀鄉人情為之震動,朱熹正鄉居于此,于是與鄉人左朝奉郎劉如愚共同請求府中撥常平米六百石,賑濟鄉民,鄉里因此而恢復安寧。這年冬天,鄉民歸還谷米,官府準予置鄉中,以備兇荒之需。自次年起,每年夏天即貸放,收息二分,谷米原本分儲于民家,至乾道七年(1171),才依古社倉法,建倉儲存。

  社倉的貸本,即出于乾道四年(1168)官府撥下的常平米,而朱熹不依官府原意,用之于歉收時賑濟,改為常年貸放收息,其用意即在抑制農村中的高利貸,使農民在平時也能夠改善生活。南宋農村中的利率,苛刻者固然取倍稱之息,即令一般認為合理的利率,也在三分至五分之間,因此二分之息已經很低。社倉雖然建造于乾道七年,但是自乾道五年以后,已有貸放之實。此后歷年貸放,至淳熙八年(1181),經營十分成功,所收息米,除用于建倉之外,并將原來撥自府中的六百石米歸還,十余年間,已累積息米三千一百石,因此朱熹便將貸放的方式加以改變,此后貸放不再收二分之息,每一石米只收耗米三升,耗米約原米的三十三分之一,對農民來說,負擔很輕。朱熹之所以作這樣的改變,據其自述,是受當年與魏掞之相互討論的影響。這一轉變,顯示社倉的貸本雖然最初由官府資助,但是當息米累積到相當數量之后,就以息米作貸本,而將原來的貸本歸還官府。這些息米,原為借貸的農民所納,可以視為農民自己的儲蓄,也就是透過社倉來協助農民儲蓄,以解決農民本身的困難。自社倉創設后,“一鄉四五十里之間,雖遇兇年,人不闕食”,而“米價不知騰躍,富家無所牟利,故無閉糴之家,小民不至乏食,故無劫禾之患,二十余年,里閭安帖,無復他變,蓋所以陰消而潛彌之者,皆社倉之力也” (《朱文公文集》)。可見,社倉顯然具有穩定農村社會之功效。

  社倉由崇安一地推廣之南宋全境,也得力于朱熹本人的推動。崇安社倉創設之后,十余年間,各地的倉儲制度仍然沒有改善。常平倉、義倉依舊設于城邑,其惠澤甚難遍及鄉里農家。直至淳熙八年,適逢浙東發生大饑荒,宰相王淮即當年的建寧府知府,推薦朱熹為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,負責救荒,朱熹入京上奏,詳述崇安社倉行之有效的經驗,請求推廣于各地,作為防備災荒的久遠之計。朱熹的上奏,在朝廷上引起爭論,但最終朝廷接受戶部的意見,按照朱熹的意見,詔行社倉于各郡,只是詔令中強調“任從民便”,“州縣并不須干預抑勒”。于是社倉的設置不再限于建寧一地,開始向全國推行。

發展與演變

  朱熹以崇安社倉的經驗而推廣社倉于全國,于是以后社倉的設立,常以崇安社倉為藍本,以米谷作貸本,由鄉居士人主持管理,采取歲貸收息的方式,透過社倉協助農民儲蓄。但是也有許多社倉,由于配合社會的需要、適應特殊的環境或解決現實的難題,不完全本于崇安社倉模式,而發展出各種不同的經營形態,在組織上也有改變,使得南宋的社倉具有多樣性,能從各種不同的方向來發揮功效,正符合朱熹奏疏中“更許隨宜立約”之意。發展和演變的方向,有以下幾種:第一、以田產作社倉的貸本,藉田租的收入取代利息;第二、平糴式社倉的發展。平糴式社倉取法于常平倉的經營方式,與崇安社倉的形態截然不同。首先提議設立平糴式社倉的,是陸九淵。陸九淵認為,貸放式社倉必須在豐年常熟的環境中才能維持長久,否則如遇歉歲,不免有散無斂,因而妨礙正常的貸放,為了避免這種情形發生,應該兼置平糴一倉,在豐收時糴米入倉,而將所糴之米谷分成兩部分,一部分在常年缺糧季節糴予農民,另一部分則留待歉歲之用,也就是以平糴的方式,直接打擊富家的操縱糧價。第三、社倉和舉子倉、義役兩種社倉互助組織相結合。

結語

  南宋社倉在發展演變的過程中,吸收其他制度的長處,和其他組織相結合,而沒有完全喪失其本身民間組織的性質,即使政府對社倉的控制加強,卻始終沒有因此而取代民間組織。南宋社倉所以能繼續發展,保持其扶助農民的功能,這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因素。否則如果全成為政府組織,則不免會由于行政上的方便和財政上的融通,而使倉儲移置于郡邑,不復用之于農民。而社倉的民間組織性質之所以能維持不墜,就其本身組成而論,實系于負責主持管理的鄉居士人。這些士人,以家鄉為根基,出則仕宦,退則居鄉,由于生活在鄉里,加之受儒學之熏陶,自必關心其間的一切,于是以他們的學識能力,在家鄉主持各項事業,造福鄉里。由于民間有這一類士人的存在,所以社倉才不必完全依賴政府的管理。儒家思想便是在這種社會結構中,轉化成為社倉這種制度,而發揮其穩定社會的力量。

  摘編文獻:

  梁庚堯著《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》,臺灣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,1997年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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